近一两年中国的民企与其说是在拥抱“属于自己的春天”，还不如说在经历着时常“倒春寒”的“早春二月”。上周，我在西南一座边城与当地搞企业的朋友喝酒，聊起当前经济形势，大家都感叹生意难做。
　“尤其当前，内地民企受到自身与外部、宏观与微观、国内与国际、经济与非经济诸多因素的制约，快速增长的势头正在衰减，发展质量有待提升，急需有强劲的外力予以推动。”一位在当地有观察家之称的朋友，为此发表了一番不俗的见解。
　细想之下，确有道理——尤其是那些胸怀大志一心要进入涉及国计民生领域的民企们，更是如此。比较典型的例子，可以举出前年遭遇“铁腕”整治的铁本董事长戴国芳、去年因挪用公司资金锒铛入狱的科龙掌门人顾雏军。
　如今想起来，不坐好车、不穿名牌、生活非常简单的戴国芳，他在资产三四亿元时，非得要搞100亿；在长江边上占地2000亩在大搞钢铁公司，非要喊“三年超过宝钢”、“进入世界500强”，最后一头撞在宏观调控的铁壁上。
　而近在我们身边的顾雏军呢，也算是非常有头脑的人物了。从2001年开始，三年连续收购科龙、小鸭、远东阿里斯顿、吉诺尔、上菱、美菱的冰箱生产线，快 速掌握了中国冰箱业25％的产能。在这一系列的企业运作中，他发现，中国的企业太好收购了，都是零价收购。国有资产都是这样，只要收购方给解决工人就业问 题，接收债权债务就可以了。于是他的欲望快速膨胀，以致直接挪用上市公司的现金搞资本运作、连锁收购，顾氏帝国倒是很快搞大了。中国的民企们就是这样，一 搞大了就气吞山河，想象着要做世界第一，狂想着要打造“世界冰箱帝国”；结果呢，一朝事发，却是兵败如山倒，很难东山再起。本文来自博锐管理在线 www.boraid.com
　就在一片嘘叹之时，一位地税局局长过来凑热闹，一席话扭转了场上的气氛。这位专管当地企业税收的局长，十分看好当地民企投资趋势，并且说这都是温州的民企带来的。这位局长喝了点酒，兴之所至，大吐口水——
　“你们读过赫尔曼?西蒙的“隐形冠军”吗？我看了三遍。我认为温州经济就是中国的隐形冠军。一点不夸张，我觉得温州经济——对不起，而不是你们珠三角经 济，也不是长三角经济——在代表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向。我跟你说，我为了了解温州经济，专门开车几千公里去了一趟温州。”
　一位内地经济官员如此盛赞温州经济，不禁让我再次对温州经济作深长思之。
　想想也是，就在许多地方民资投资一再受挫，一再埋怨民企投资为何总是遭遇“打死狗讲价”或者“关起门来打狗”的尴尬局面时，温州民企却依然一如既往地到处张扬自己的实力。一会儿去北方炒煤，一会儿去上海炒房，一会儿到北京炒国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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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应该说，温州民企如此强势，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点，就是它那独一无二的民间财团模式。你看，温州民企的每一次出击，无论是炒房还是炒国企，往往都不是 像其他地方以散兵游勇单打独斗方式各自为政，而总是以民间财团的形式抱团出击。更有甚者，前面还有温州政府官员带队，其作用非常明显，就是用以协调因跨地 域投资所需“摆平”的方方面面的关系。我不知道这种“抱团打天下”的模式，是否温州民企能够一再搅动国内民企大局的重要因由？但至少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， 它可以化解因异地投资而产生的势单力孤之劣势。组团投资往往因人多势大而获得较强的谈判能力。去年温州民企在各地炒房，能够做到影响当地房价的升落，岂非 明证？
　再一想，什么是温州民间财团模式？
　说白了，不就是当年的民间标会么。
　标会是温州民间集资的一个传统，正是标会将社会散钱集聚为资本，使温州人能迅速抓住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出现的商机。
　如今这“标会”规模做大到几个亿甚至数十亿，就叫民间财团了。其实仔细察之，在诸多温州炒房团、炒煤团、炒股团背后，我们还是不难发现当年标会的影子。
　再深一层探究，我们发现，要经营好这种以标会演变而来的民间财团，其首要涉及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。因为在这类投资利益和风险诸多复杂的分配形 式中，最核心的是对主持人要信任。虽然偶尔也会出现欺诈他人钱财的丑闻，但总的来说，温州民间财团的信誉还是可靠的。有了这张互相信任、互相提携、互相帮 助的社会人际网络，民间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无疑就大多了，也使得温州的这种民间投资模式经久不衰。
　说白了，在温州民间财团四处征战的背后，应该 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来做保证吧。我想，这怎么会成为温州民企所特有的现象呢？尤其在社会道德普遍沦丧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几近荡然无存的现实之下，温 州民间经济何以能维系住社会信用关系，这种的信任关系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，如何就转化成了一笔巨大的社会信用资本。而这笔社会信用资本何以成为温州人容易 发财致富的秘籍？这种社会信用资本何以在全中国除了温州没有第二个地方拥有？这一系列的问题，实在令人深思。